她是在一个冬天里，彻底看不见的。

那年她十六岁，正是不知事的年纪。起初是看东西模糊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渐渐只能看见人影的轮廓。再后来，就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白。家里人带她去县城医院看过，医生说眼睛彻底坏了，做手术也难。回来的路上，她一句话没说，只是把脸别向车窗，外面是灰扑扑的冬日的田野。

从那以后，她就不怎么出门了。

她从前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，她是村子里最活泼懂事的女娃子。春天采茶，夏天锄草，秋天收稻，冬天也不肯闲着，帮着家里人纳鞋底、腌咸菜、晒萝卜干，手上总有事做。那时候她眼睛亮得很，隔着一道田埂就能认出人来，远远地喊人，声音又脆又亮，像山涧里的溪水。

可是黑暗夺走了她的眼睛，也随之黯淡了那些清脆的声音。

她开始变得沉默，变得小心翼翼。走路要扶着墙，吃饭要摸索着拿筷子，连说话都轻了些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有时候家里人农忙回来，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门槛上，脸朝着院子的方向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她什么都看不见，也没人说什么。她就那么坐着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冬日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她脸上，为她惨白的脸上添了些血色。

有人问她，你坐这儿干啥？

她说：“晒晒太阳”。顿了顿，又说：“等下一个春天”。

没人知道她在说什么，只觉得她可怜，久而久之，竟也有些人嫌她总是守在门口，碍了手脚。大家都忙着向前奔跑，谁有耐心去等待一个看不见光的人？家里人每次出门，她都问：“啥时候回来？”跟她说：“一会儿再说。”她就点点头，脸朝着人说话的方向说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
没人知道，在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的世界里，“一会儿”是多久。

她的眼睛是空的，空得坦坦荡荡，空得让人不忍看。

后来村里的孩子去了更远的地方读书，个把月才回来一次。每次到家，她还是坐在门槛上，穿着那件蓝布棉袄，脸朝着院门的方向。听见脚步声，她就问：“是某某吗？”那孩子就说：“是”。她就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那里面是看不见东西的，可让人总觉得她就是在看着自己。

那些年，大家都很忙，忙着向前跑，很少回头。偶尔想起村里有那么一个人，也只是想起她坐在门槛上的样子，像一尊静默的雕塑，像一棵干枯的老树，像生命里一个固定的不会改变的背景。

直到她离开。

她走的那天，是春天。村子里的杏花开得正好，一树一树的粉白，风一吹，落了满地。等村里孩子再次放假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在了。

孩子站在山坡上，看着那树杏花，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

她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花了。

从她的眼睛坏掉的那个冬天开始，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春天。杏花开了，她看不见，桃花红了，她看不见，田里的油菜花铺成一片金黄的海洋，她也看不见。她活在一个永远的黑夜里，凭着记忆想象那些颜色，凭着声音辨认来去的人。

孩子想起她坐在门槛上的样子。那时候一直以为她在晒太阳，可是现在小孩才明白，她等的那个春天，那一个她再也看不见的，也永远不会来的春天。

孩子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，坐的正是她以前坐的那个位置。阳光暖暖的，有风，花瓣簌簌地落下来，落在孩子的头上、肩上、手心里。

那一刻，孩子终于读懂了那句轻得像叹息的话——

“等下一个春天。”

终于有人懂了她的那些沉默。她什么都不说，不是因为无话可说。而是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向前走，只有她被留在了那个冬天，她没有办法去跟人诉说那些她想让人看见的东西。她只能等，等那个看不见的春天。等有一天，她的眼睛里不再只有黑暗，等有一天，她也能看见花，然后再慢慢地细细地，把那些攒了多年的话，都说给人听。

她等到了吗？

没人不知道。

但那句话还是在孩子心里扎了根。

孩子想告诉她很多事。想告诉她，山坡上的杏树还在，今年花开得特别好，一树一树的粉白，风一吹，落了满地。想告诉她，春天真的来了。风把人们的话语吹得很远很远，飘向那片金黄的油菜花田，也飘向她去往的远方。

孩子起身离去，走了一段路，又忍不住回头。

那一刻，孩子忽然觉得——

她那双眼睛终于也长满了春天。